04月27日 星期六
为了求学，弗洛里安·科麦亚在13岁那年，从德国汉堡来到英国海斯廷斯。在年少的科麦亚眼中，这个坐落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小镇与他的故乡相隔千里。然而，当时的他无法预见，未来的求学之路将引领他来到中国，一个真正千里之外的国度。
7年后，当少年变成青年，科麦亚又一次背上行囊，离开生活多年的地方，来到了北京。
作为一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文言文专业的学生，就在今年，科麦亚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为期一年的交换学习计划。在这里，老师和同学都用他的中文名字“付鑫”称呼他。
究竟缘何科麦亚会在四年前选择学习中文？“因为天意！”听了自己的回答，这个20岁的小伙子不禁也笑了起来。
“16岁的时候我参加了英国‘高考’。我必须在中文和艺术两个科目中选择一个。我心想，既然不会画画，那干脆就选中文好了。”科麦亚解释说。
尽管决定仓促，但是科麦亚从未后悔。“中文学习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也让我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在科麦亚的中国朋友眼中，他也同样有趣。科麦亚喜欢把自己头发盘成发髻，说这样看起来像个道士。
明年6月，科麦亚将结束在中国的学习，回到英国。“我希望回去以后从事的工作能够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也许，这并不只是科麦亚一个人的想法。今年，除了科麦亚，还有另外50名左右的学生通过参与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组织的奖学金项目来到中国学习。
据伦敦孔子学院中方校长李锷介绍，今年英国来华交换生数量较去年几乎翻了一番。随着英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逐渐升温，交换项目的规模也同步扩展。
“中英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机会很多，更多的人也愿意去学习汉语。”他说。
根据李锷的观察，在英国以精英教育为本的私立学校中，很多学生家长希望学校把汉语列为第二外语学习课程。
科麦亚也发现自己身边有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学习中文。按照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的话来说，他们学习的正是“未来的语言”。
今年9月，奥斯本在访华期间宣布将拨款1000万英镑用于在英国学校推广汉语课程，到2020年估计学习汉语的孩子将再增加5000人。
如果说“汉语热”在英国初现端倪，那么中国的“英语热”至少过去几十年间可谓一直“高烧不退”。改革开放政策又激励更多的中国人留学海外，学成回国为祖国现代化作贡献。
自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重启外语人才培养。今年59岁的刘文义就是80年代国内最早一批英语专业大学生中的一员。
在那个外语学习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一部收音机是刘文义练习英文听力和口语的“神器”。四年学习生涯中的每个清晨，刘文义踱来踱去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大学校园中，伴随他的一定有BBC或VOA主播抑扬顿挫的播音腔。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文义对英语学习的一腔热忱助其日后成为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英语教授，并且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下一代。
刘文义的女儿刘牧留学英国，毕业之后在英国注册了一家“中文链接翻译服务公司”。在英国逐渐兴起的中英文翻译行业中，她的公司已经成为佼佼者。
因为从小生活在半英文的环境中，刘牧无疑是幸运的。刘牧的父亲时常读英文书籍和杂志给她听，也常与女儿分享出差海外时的见闻和心得。
绝大多数与刘牧同时代的中国学生虽不能享受如此得天独厚的英语学习条件，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学习英语的热情。
1984年，英语被列入高考科目。即便对于工作人群，通过种类繁多的英语考试也成为升职、加薪、深造和获取执业资格的敲门砖。
对于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来说，学不学英语，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人们一直苦苦追寻的答案只有如何能把英文学得更好。
在中国，教学质量稍好的小学早在多年前就开设了《新概念英语》课程，各种学习机构也引进了《剑桥英语》作为英语课外辅导教材。相似的英文学习丛书更是花样百出，层出不穷。但是，英语教学水平总体存在着地区差异。
虽然如今距离鲁伊莎第一次学习英语已经20年了，但是这个安徽姑娘仍对学习初期的窘迫记忆犹新。尽管在家乡小学学过一些英语，可不久后当她转学到上海时，发现自己“英语学晚了”。
“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其他的小朋友都读4－5年英语，而我当时只读了1年，我开始猛补课，从音标开始补起，父母还请了家教。这样经过了1年我才赶上了同龄人。”鲁伊莎回忆说。
尽管“开局不利”，但是没用多久，鲁伊莎就爱上了这门“很酷”的语言。
“这种语言很优美，很有逻辑性。”她说。
最近，这位“90后”青年话剧导演和她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伙伴们把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皆大欢喜》搬上了舞台。
鲁伊莎说，艺术和语言对促进中英两国年轻人间的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麦亚也持相同观点。“通过学习古汉语，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人以及中文。汉语也向我们展现了中国、中国人以及中文的浪漫和美。”
（来源：新华网，文/王聪 夏晓 曹佩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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